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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京津冀一体化3件事需要尽快落实

发布时间:2021-01-21 16:31:53 阅读: 来源:玻璃棉毡厂家

解读京津冀一体化:3件事需要尽快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在当前被提上议事日程,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将成为一个里程碑?  一是现实问题倒逼。全国大范围雾霾天气,京津冀地区尤甚。京津冀地区的煤炭、石油消费量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是坐在“烟囱口”上。同时,河北在钢铁、水泥等产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和难度都很大。这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与我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与财税体制和行政体制也有关系,体制机制改革的探索十分必要。再者,北京作为首都的各种功能过度集中,区域发展市场化程度低,权力配置资源特征明显,首都大城市病严重,已经到了非得解决不可的阶段,非核心功能亟待疏解。  二是战略转换驱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次区域增长极比比皆是。珠三角、长三角主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在我国外需呈现明显下滑态势,需要依靠内生动力来实现新阶段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塑造新的增长极迫在眉睫。并且,珠三角、长三角与纽约、东京等大型城市群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再者,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从规模扩张到提质增效的阶段,更大范围的区域协同优化资源十分必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突破口,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而不仅仅是一个短期政策。  三是领导人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领导人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不同,因此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特征也不同。无论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的极化发展思路,还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的均衡发展思路,都深深地打上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印记。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领导人的推动几乎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问题。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这一国家战略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领导人个人印记,将会把京津冀地区塑造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第三大经济增长极,也是中国最大、世界瞩目的增长极。  以往无论是学界的研究还是政府的规划,存在两个问题:要么不考虑行政上的可能性,过于理想化;要么太重视本地化,没有站在京津冀协同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了行政上可能性的问题,也解决了区域协同的问题,立意更高,举措更实,前景更令人瞩目。  当前,有几个问题是需要尽快落实、落地的。  首先,在中央层面成立非常设领导机构。在我国现行行政体制下,领导人推动,专门机构协调督促落实还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综合考虑改革与发展的多方面因素,我们认为,中央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地领导参加,办公室可设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或国家发改委。可仿照西部大开发办公室的经验,作为非常设机构,办公室在完成历史使命后予以撤销。未来在长江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大区域的协同发展问题上,也可仿此例。  在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京津冀座谈会基础上,年内应该再召开一次专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全国工作会议,以全面部署落实京津冀座谈会的精神,细化抓手,明确任务,督促落实。  其次,规划与落实并行。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要制定短、中、长三个时间层次的规划,明确协同发展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建议当前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来统筹协调规划制定,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京津冀三地尽快推出规划。短期规划建议与“十二五”规划衔接和匹配,并纳入“十三五”规划,保证进度统一,并在2014年年内推出短期规划,明确思路,引导预期,形成共识。短期规划线条可以粗,但思路必须明。  在做规划的同时,应该鼓励京津冀三地主动对接,在产业转移、人口分流、区域定位、城市功能、体制机制等问题上进行探索,允许试,鼓励试,释放企业活力,激发基层动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按照规划做好港口、城铁、通讯、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根据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定位,引导产业布局调整。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自己决定去留,政府严把环境关、安全关。涉及产业的转移和布局调整,要有充分的理由和透明的规则,不能拍脑袋。  再次,把京津冀打造成体制改革试验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建议将京津冀作为体制改革的试验区,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可以在这一区域先行先试。中央应给予京津冀更大权限,鼓励京津冀在财税、金融、户籍、社保、教育等方面做更多探索,迈出更大步伐,打造新时期的经济特区,为下一步改革积累经验、创造条件。这势必也将极大鼓舞国人的士气,增强对改革的信心。  针对京津冀在协同问题从历史上以来的争论,理出头绪,大胆设计,在行政区划上做出适度调整。从政治上考量,“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从经济上考量,要看到冀北、冀南、京、津的不同经济联系。要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突破口,调整现行财税体制,改变资源产地输出资源、留下污染、增值大部分留在生产制造环节的问题。调整中央企业与地方关系,增加央企对地方的税费和利润留存,缓解央地矛盾,改变拿得多留得少的问题。  若在体制上解决京津冀由来已久的协同难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可谓善莫大焉,毕竟载入历史史册。  作者系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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