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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孙佩苍离奇死亡藏品蹊跷丢失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3:15:34 阅读: 来源:玻璃棉毡厂家

1932年赴欧考察的程砚秋(中间持花者)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与校长孙佩苍及夫人姚淑荣,蹲坐女孩为孙、姚长女孙慧筠。(受访者供图)

“今世,中国民间已有若干心存抱负的买家,出手惊人,藏购二十世纪欧美著名艺术家作品,若论这辈藏家的先驱,无疑,是孙佩苍;若论目下中国人藏有十九世纪大师作品者,则唯孙佩苍一人而已。”这是艺术家陈丹青在亲自为《寻找孙佩苍》一书所撰序文中对孙佩苍的评价。

1942年1月3日,距离四川美术协会“第一次美术展览”开幕仅剩下短短几天时间,作为此次美展主要出品人之一的孙佩苍却离奇猝死,大量重要藏品和多年心血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手稿蹊跷丢失。他未留下一本书一篇稿一个字给后人,历史似乎要将他的履历、思想、收藏记录与死亡、藏品的丢失真相一并隐藏起来。60年后,他死后才出生的孙子孙元在年逾花甲之际开始寻找祖父踪迹,从旁人的回忆录、历史研究文件捞取片段拼凑,历时7年查找,终于还原祖父孙佩苍的基本人生概貌。近日,孙元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中,进一步披露了关于孙佩苍收藏最新发现的史料。

赴法留学搜集美术品

最近,随着《寻找孙佩苍》此书的面世,有关“孙佩苍”的故事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该书披露了民国一代美术鉴赏家、收藏家孙佩苍丰富而复杂的人生故事。尽管其收藏经历不尽完整清晰,尚属冰山一角,但在陈丹青看来,仍是“愿将孙佩苍尚未公开的故事,忝为民国年间的又一传奇”。

孙佩苍,名沛苍,字雨珊、禹珊,祖籍辽宁沈阳,毕业于巴黎美术学校。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列宾、苏里科夫以及徐悲鸿、张大千、陈老莲、吴作人等大师的原典。

关于这一段赴法求学经历,孙元介绍,和其他的留学欧洲的美术家不同,其祖父孙佩苍是在30岁以后留法的,且留学前已经成家立业。根据最新发现的记录,借中法教育会公布勤工俭学之机,孙佩苍以教育调查员的名义俭学,于1920年11月7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船包岛斯号赴法国,在马赛港入境。同船共有“俭学”和“勤工”身份的179名学生,其中包括周恩来。他先在巴黎市郊郭伯郎学校学习法语和绘画,后考入巴黎美术学校绘画科。在此学习期间,曾先后游历意、英、德、俄、荷兰、西班牙等十国,考察近百处美术馆,进行探索与创作。

1927年1月回国后,孙佩苍先后任四洮铁路局秘书和东北大学教授,其间矢志要提倡美术,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以促进文化之向上,与李有兰、张之汉、李湘更、秋烟云等共同筹办美术研究社,借用故宫西院为社址,于1927年10月正式成立,是沈阳的第一个美术团体。该社多次在沈阳故宫举办画展,成绩沛然,影响颇大。其间发表了长篇论著《美术与人生的关系》,是沈阳现代美术奠基人之一。

1930年年末受到法国邀请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委任,再次赴法就任中法合办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并代表国家出任国联(联合国前身)中国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之后再取代日本人接任教育青年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孙佩苍继续他的美术收藏与研究,他立志拿出一份中国人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搜集了从写实主义到印象派的大量与原画等幅的精美印刷品和西洋美术品原作。

这些收藏全凭他一己之力,生活十分节俭。“奶奶不止一次发牢骚说爷爷小气,为了省住旅店的房费,旅行时总是坐夜间车,一根香烟分三次吸,做饭只买得起最便宜的五花肉,吃到后来一见五花肉就想吐,用包装纸给她写信,把钱都用在买画和去欧洲各国博物馆教堂看画上了。她讲每到一个城市,都没有游逛机会,爷爷总是一头钻进教堂看画,一看就不挪地方,她在旁边等着,站得腿都酸了……”

“确实如此,1942年祖父去世时,既没房产,也无金银细软,身无分文的他只有一堆美术藏品,父亲只能向教育厅借部分款安葬,此借款后来被迫用留在成都的陈老莲画册相抵。”孙元说。

此外,蒋碧微在其所撰的《蒋碧微回忆录》(皇冠杂志社,1993年8月第11版)中也对孙佩苍这段在法国、欧洲的收藏偶有记录:“由于马克贬值,使我们能够在柏林撑过了20个月,这期间朋友帮了很多的忙,黑市的差额也增进了我们的‘收入’。徐先生利用机会,还买了不少的原画和典籍,买原画在以前是我们不敢向往的事,但在这段时期,徐先生却在每笔交易上都占了很大的便宜,通常是他看中了一幅画或者一件艺术品,问明价格,他便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借价去取;到那时候,马克可能已经贬值好多倍了。与此同时,孙佩苍先生也搜购了不少好东西。”

“德国制的照相机举世闻名,价格相当便宜,我们几乎人手一架,尤其孙佩苍先生还买了照相馆通用的那种大型相机,可摄十二寸到二十四寸原版照片。孙先生用来拍摄原画,方便得很。”

徐悲鸿赠临摹名作

2010年12月中旬,中国油画院要办两个画展,院长杨飞云向孙氏家族借用了三幅徐悲鸿的油画。其中《参孙与大莉拉》放在油画院的“回到写生”展内,而《孙慧筠肖像》(系徐悲鸿为孙佩苍女儿孙慧筠所作画像)和人体写生《坐裸女》则参加了中国美术馆的“面对原典”。孙氏家族竟拥有徐悲鸿几幅珍贵的上乘油画,乃令人惊叹。值得称道的是,徐悲鸿、张大千、林风眠便是孙佩苍的至交好友。

值得一提的是,《蒋碧微回忆录》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孙元小时在奶奶家经常看见的那幅《参孙与大莉拉》的由来。“好友孙佩苍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

“我们到法兰克福的那一段时期,天气一直不好,博物馆里光线不足,所以徐先生临这幅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蒋碧微写道。

孙元认为,“受孙佩苍请托,徐悲鸿竟可以在访欧的有限时间用十几天临摹此画,足见两人始于留法时期的友谊。”而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庆平(徐悲鸿、廖静文之子)也在《惊天地,泣鬼神——徐悲鸿三幅油画赏析》中写道:“先君悲鸿公临摹这一名作也是为了完成至交、好友孙佩苍先生的嘱托。1920年时,孙佩苍先生与他同在巴黎研习绘画。他们均对艺术爱入骨髓。……孙佩苍先生是我国西方艺术品的第一大收藏家。”

此外,孙元还提到徐悲鸿曾为孙佩苍夫人和女儿作画,孙氏家族现尚保留。以及徐悲鸿还送给孙佩苍另一幅画作《第二夫人像》(亦作《妇人倚窗像》)。“大约是1922年,祖父和徐悲鸿在柏林度过一段时间,《第二夫人像》就是此时期徐悲鸿临摹并送给孙佩苍的,他二人都格外欣赏崇拜伦勃朗大师。”

大量藏品至今下落不明

1942年,孙佩苍在陪都重庆公开展示部分收藏,而在展示期间,这位收藏家竟离奇猝死。蒋碧微在《蒋碧微回忆录》中曾写到:"这时正值重庆雾季,整日灰蒙蒙的一片,气压非常的低沉。忽然成都方面传来了老朋友孙佩苍逝世的消息,使我们忍不住默然泪下。孙字雨珊,为人足智多谋,是我们天狗会的天师,他一生俭约,省下钱来专门搜购艺术作品,所以他的收藏极为精美丰富,如今异地身亡,他的家属还在陷区,这样的结局,实在太凄惨了……"然而,关于死亡的真相,至今寻而未明。

令人唏嘘的是,孙佩苍逝世后,生前很多藏品神秘佚散。到了1969年,在“文革”中,其夫人姚淑荣颠沛流离苦心保存30多年的大量美术品又被迫捐献。

原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常任侠在1989年所作的《冰庐失宝记》(华夏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1版)中,对其中的部分收藏有如下记载:“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在当时教学资料稀缺的情况下,这批珍贵画片曾在我院教学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文革”期间被迫捐献的藏品,孙元则介绍,“这批画终于在1986年得以落实政策。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归还藏品现场,一件件美术品包括油画、国画、铜器、石膏像、瓷雕梦幻般地展现在我眼前。”他说,“我终于亲眼见到祖父的收藏,这些收藏丰富而精美,其中不乏中外著名画家如徐悲鸿、吴作人、任伯年、虚谷、亨利·卢梭、苏里科夫、迪亚兹的作品。”

然而,这次归还却还存在许多问题,列宾、库尔贝、普桑、德拉克拉瓦、陈老莲等名家作品不见了。“我无法看到中央美术学院拒不交还的孙佩苍手稿和笔记,因此无法完整描述他收藏的故事。”孙元说。

走在找寻祖父的路途中

陈丹青认为,中国在西洋绘画收藏上,“百年以还,只有一位孙佩苍”。他说:“只有一位孙佩苍,不足羞,唯其仅止一位,格外难得,格外可敬:以一国之收藏论,孙佩苍此举固不足引以为傲,以近世国运之艰困论,却是足可传为美谈。然则小到画圈、同仁,大到社会、国家,若果然尊崇艺术,志在文化,早该给这批收藏好好保管了,建一座小小的美术馆,虽与美俄日本无可比,也算有过这么一份收藏,有过这么一个人。孙佩苍的儿子长期不敢在履历中填写父亲之名,孙佩苍的孙子年逾花甲始得找寻祖父,而祖父的全部收藏,迄今不完整,也讨不到清楚的说法:这样的‘私人’恐惧,这样的‘藏家’命运,何谈自建美术馆?无怪如今市面上层层叠叠的所谓中国现代美术史,就我所见,没有一书、一页、一句,说到这份珍贵而离奇的收藏,说到孙佩苍。”

陈丹青表示,“今日有权有钱的腕儿,何止百千,投资艺术品,动辄论亿。投资、收藏,不是一回事,这是都该知道的;今官家有钱了,斥巨资各地建造美术馆,窥内情,十之七八不过是借机圈地,兼以吹嘘政绩;私人美术馆倒也竞相起造,固有良性营运者,其多半,或动机有诈,或想当然耳,或空空荡荡,或滥竽充数,也早是广为人知的通病。所谓美术馆,首要看在收藏,收藏,又须看在藏品的精当。孙先生哪里可比当代的豪阔,可哪位巨富做过孙先生当年做成的事,又哪位藏家拿得出这份收藏单?”

在陈丹青看来,“今要在欧洲市面得一件德拉克洛瓦或库尔贝,便是西人,亦属妄想了,一如张大千徐悲鸿过手五代北宋的真迹,已成传说。孙佩苍不曾错过上世纪30年代的游学,独自做了决断。他靠的不是聪明、财力、背景,而是民国人做人做事的憨。凡民国有为之人,莫不身后留祸,及至湮灭无闻。所幸孙佩苍留有这批珍藏,而他的孙子,正以手中撰写的这本书,走在找寻祖父的路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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